雷震進入京都帝大時期，正是日本議會政治和政黨政治的黃金時期，學界與知識界全力推動民主，希望日本能早日進入民主憲政常軌，以抑制正日益增長的少壯派軍人勢力，突破七百年來甚至於千餘年來軍人干政的局面（宋英，一九八九：六一）。
儲能業者就像是把紅蘿蔔拿去低溫儲藏，以求之後市場短缺，再把儲藏的紅蘿蔔拿來賣的冷鏈盤商，他們不生產紅蘿蔔，但他們靠著預留庫存，平衡市場供需來賺錢。文：楊雅雲（綠學院創辦人）、吳進忠、魏兆廷（綠學院帶路人） 上一篇我們介紹目前電力市場已經有戲份的三位主角，賣菜郎都還沒有出現呢，這就是今天登場的第四個主角——售電業者。
用戶群代表也是如此，除了靠著省電提供電力輔助服務之外，一個用戶群代表手下有很多用戶，它把這些用戶的多個大型發電機組或儲能系統聚集在一起，就是很大的備轉容量資源，靠著放電也可以提供電力輔助服務，以後順勢參與電力交易在電力市場也有類似的角色，目前市場上有兩種售電業者： 公用售電業者：台電正是公用售電業者，它被賦予最終供電的義務，且須平穩電價的責任。登場主角七：儲能業者，紅蘿蔔冷鏈盤商 以前電力無法儲存，科技日新月異，現在已經可以用儲能電池把電力存起來，調節電力系統。用戶群代表也是如此，除了靠著省電提供電力輔助服務之外，一個用戶群代表手下有很多用戶，它把這些用戶的多個大型發電機組或儲能系統聚集在一起，就是很大的備轉容量資源，靠著放電也可以提供電力輔助服務，以後順勢參與電力交易。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介紹完目前電力市場已經有戲份的八位主角，你可能覺得看起來很完整啊，人人都有角色。
用戶群代表就像是買很多紅蘿蔔的連鎖西餐廳、團膳業者，紅蘿蔔是必備食材，用來熬湯或拌炒各種蔬菜，因此當紅蘿蔔短缺時，他們只好改用南瓜、玉米去熬湯，或是改菜單，讓客人先不要吃紅蘿蔔，減少紅蘿蔔的使用量。仔細一想，不對吧，台電自己產電、自己送電、自己賣電，我們怎麼知道電賣多少錢合理呢？有沒有一個「批發市場」協助拍賣？這就是電力市場即將登場的新主角，也就是第九位主角——電力交易中心。這個實習經驗讓我真正體驗及參與到書本所說的各式心理治療理論及技術，最棒的是要將這些理論應用到這批最難治療、最具挑戰的群體上。
在監獄進行處遇時，氣氛也比台灣肅殺多了，只要風吹草動，獄卒就會帶著警犬進入工作室，要求可能的暴力犯人趴在地上接受警犬的搜查。之後的二十年，我雖人在大學任教，仍挪出許多時間協助政府單位、獄政體系制定性侵相關的法律，以及性罪犯處遇流程與內涵，我自己也多次進到監獄與社區中，與性侵犯面對面地直接進行處遇治療工作。當時「性罪犯」病房，關了三十至四十位性罪犯，他們分類為強暴犯、亂倫犯及戀童症等三類型。而我則是一個意外，早了她十四年，一九八二年，我在美威斯康辛大學修讀博士班時，須到當地的精神病院（Mendota mental hospital，我常戲稱為「夢到他精神病院」）實習一學期，由於我的督導是性罪犯（sex-offender unit）病房之主任，因此我跟隨他進入病房實習。
該病房隸屬於醫院的司法病監（Forensic unit）一部分，而司法病監的病人是那些犯了法，但法官認為他們需要的是治療而非懲罰的犯人。我和本書作者一樣，也是個女性司法心理學家，在台灣可以說是第一人。
在性罪犯病房的學習，首先是讓我瞭解到，不同分類的性罪犯，其實是有不同的生長背景，其生長背景的差異，塑造了不同的危險因子，也就是說不同類型的性犯罪是由不同的病理因素造成。此實習經驗，對我而言是人生的震撼，因在我的成長過程，台灣只將強姦犯定位於是色瞇瞇的邪惡男人，意思是他們是「壞人」，非變態。也因為上述的服務，我再度接觸性侵的受害者與加害者，在當時，這方面的制度與處遇也是全然荒蕪，我不僅要向社會大眾宣導性侵對受害者與其家屬造成的影響深遠，還須再度與政府各個部門奮戰，說服他們加入處理行列，這是一件不容易也極為辛苦的工作。反而對受害者大多缺乏同情心，社會大眾極易去指責，強暴是由於這些受害者的衣著暴露、行為舉止不當，因而勾引了這些邪惡男人所引發的。
文：陳若璋（慈濟大學與東華大學臨床心理學退休教授） 【推薦序】他們是否惡貫滿盈或凶殘可怕？ 商周來函希望我為本書寫序，我心中大驚，這不是幾年來我一直期許自己要寫的一本書之書名，現在竟被別人捷足先登了。本書作者提到，進入此領域是在一九九六年夏天，因到英國韋克菲爾德監獄參與研究，訪談在此監中曾性侵並殺害女性受害者的犯人，用於書寫一本手冊，而引發她進入此領域的興趣。我曾在一九九○年極度挫折後，遠離台灣回到美國華府的聖伊莉莎白醫院（St. Elizabeths Hospital）擔任心理師，但又因職務所需進入該醫院中最早且最有名望的司法病監（John Howard unit），以心理劇的方式治療各式各樣的犯人，這經驗又再度燃起我對司法心理學的熱情與興趣。因此，進出監獄就發展出許多儀式，諸如先進入密閉艙，透過X光掃描、檢查是否身上隱藏著不應進入監獄的物品，同時也須檢驗進出人員的瞳孔、皮膚是否真屬於該名工作人員。
進出美國監獄的過程比台灣監獄複雜驚悚多了：美國東、西兩岸大監獄，經常接管三、四萬名罪犯，從輕度到極為嚴重的犯罪，其犯罪比台灣嚴重且殘酷多了，由於過去這些監獄皆有犯人對工作者挖其眼球、割其皮膚，偽裝成工作人員後蒙混出獄。醫院提供的學習，在於教導工作人員首先要明瞭各式各樣病人╱罪犯會犯罪的病理原因，對病理的相關概念有所理解後，才能為這些病人╱罪犯提供最有效的心理治療。
而不同類型的性罪犯，會選擇不同的犯罪手法及不同特質的受害者。取得博士學位後，回到台灣在台灣大學、清華大學任教，卻意外地開創了婚暴婦女的服務及預防方案，這在當時的父權社會算是很前衛的創舉，包括幫助政府結合法律、醫療、警政，為暴力的兩造建立處理制度，直到一九九七年政府正式成立「家暴性侵處理委員會」，我才逐漸減少這方面的參與
如今威尼斯的猶太人區其實是由三個地方組成，目的是為了種族隔離：一五一六至一五一七年使用的新猶太區，一五四一年使用的舊猶太區，以及一個世代後在附近建立的第三區。只要關閉那些橋梁，新猶太區也會封閉起來。營造形式的基本元素是圍牆。這種規定與一五五五年教宗保祿四世在羅馬興建的猶太隔離區形成了對比。後來，羅馬教宗保祿四世（Pope Paul IV）從這些水道形成的隔牆獲得靈感，在城內興建石牆以進行隔離。一五一二年，威尼斯當局也想排除猶太移民。
「ghetto」在義大利語中，最初的意思是「鑄造」（源自gettare，意指傾注）。黃昏時，所有的猶太人都必須待在猶太區，基督徒都必須離開。
在威尼斯，城市的實體特徵使它更有可能做到徹底的隔離。在猶太隔離區的興建過程中，那些城市規劃者直接利用威尼斯的島嶼生態來創造一個隔離的空間。
威尼斯的運河就是它的道路，運河把成群的建築物分隔成巨大的群島。對這座城市來說，他們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他們的存在因此催生了「猶太隔離區」（ghetto，又譯「隔都」或「族裔聚居區」）的經典形式。
威尼斯設置猶太區不是為了使他們改信基督教，猶太社區封閉起來代表他們身為猶太人有無法修正的差異。然而，多數猶太人非常貧窮，缺乏技能，他們像蘇迪爾先生那樣填補了非正規經濟的缺口，在威尼斯當局監控不到的地方兜售廉價品或二手貨。住在威尼斯的西班牙猶太民族可以接觸到穆斯林帶到西班牙的阿拉伯先進醫學。此外，威尼斯人跟東方貿易時，也需要依賴猶太人的網絡（當時東方貿易區是沿著絲路一直延伸到中國）。
新猶太區的特別之處在於，它就像城市裡的島嶼，僅以兩座橋梁與都市結構的其餘部分相連。但在中世紀，城市的結構太亂，無法把猶太人完全地封閉在隔離區裡。
威尼斯當局雖然還是想利用這群人，但當局也想找個地方來隔離這群特別低下的群體。幾個世紀以來，多元的宗教教派在西班牙共存，先有伊斯蘭教的統治，後有基督教的統治。
如今我們很容易以為歐洲的猶太人一直生活在猶太隔離區。在多數的城市中，從打掃廁所到為銀行服務，都需要一些「外人」才能正常運作。
白天，吊橋會在早上打開，讓一些猶太人進城。文：理查・桑內特（Richard Sennett） 威尼斯興建猶太隔離區 當你需要那些你鄙視的人時，想排除他們變得更加複雜。從一一七九年的拉特朗公會議（Lateran Council）開始，信奉基督教的歐洲就試圖阻止猶太人生活在基督徒之間。威尼斯的那種排除方式看似簡單，只要有一個可以完全隔離的空間，把它封閉起來就行了。
就這個目的來說，羅馬的猶太區可說是徹底失敗了，因為四千多位猶太居民中，每年僅約二十人屈服於空間集中的壓力而受洗。所有的門窗都關得密實，以免室內的燈光透出——猶太人確實不見蹤影。
基督徒會前來猶太區借錢或販售食物及做生意。之後，教宗西斯篤五世（Pope Sixtus V）持續擴大及調整第一道羅馬隔牆。
相較之下，威尼斯當地的基督教醫生只能依靠法術及祈禱，所以猶太醫生的醫術遠比基督教的醫生更好。但是，城市明明需要他者，卻又想排除他們，這導致這種建設不是那麼直截了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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